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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通关政策政府应发挥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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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通关政策政府应发挥领导角色

特区政府上周推出新的防疫措施,一方面加强使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除了获豁免人士外,所有人强制用「安心出行」出入政府场所;另一方面,政府亦公布了注射第三针疫苗的安排,本周四(11 月 11 日)起免疫力弱病人和较高感染风险人士可优先注射。 严控疫情的目标是尊重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从尊重生命权这种最基本的人权的角度看,这些措施都是必须的。

尊重群体生命与健康是治理的根本,也是民众最根本的需要,并没有其他理由可以拒绝香港从严抗疫。 一些已逐步放宽限制的西方国家近来疫情普遍反弹,例如接近完全开放的英国每日确诊人数高达三至四万。 内地疫情最近反覆小规模爆发,也反映了即便极为严格的防疫措施也未能完全阻隔病毒传播,必须依靠高效的追踪能力才能快速控制住疫情扩散。 因此,除了隔离等一般防疫措施,也需要有追踪确诊者行踪的能力以备疫情爆发时及时对应;至于强化疫苗接种,更是全球专家普遍同意的防疫方法。

除此之外,香港要早日实现与内地通关,加强「安心出行」便是其中关键,必须有决心快速地解决。 香港的经济及生活与内地早已是息息相关,两地虽未完全封锁,但隔离安排足令两地交流陷入大停顿,严重影响民生。 毫无疑问,与内地早日通关既是为了经济,更是为了家庭和生活需要,是香港当下最大的急务,但自疫情爆发迄今逾一年半,其间虽屡次传出快要通关的传闻,始终仍未成事。

防疫通关政策政府应发挥领导角色


政府上周公布了注射第三针疫苗的安排,本周四(11 月 11 日)起免疫力弱病人和较高感染风险人士可优先注射。(欧嘉乐摄)

通关拖宕损民生政策应当机立断

姑勿论为何港府与内地磋商了这么久仍未有通关蓝图,近日内地方面透过一些渠道表明了香港应在哪些方面着手创造条件。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上月就指出,要令内地部门对通关放心,关键条件是香港推出能与内地「健康码」连结、且具有记录行踪的功能的港版「健康码」。 这样可以确保如有疫情发生时,可以追踪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上月底也表示,内地的原则是与香港通关不能为内地带来额外风险,「通关码」必须有追踪功能、疫苗记录等。

既然通关前提如此清晰,政府便应该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将香港的「安心出行」程式与内地的「健康码」制度连结起来。 可惜的是,政府过去处理「安心出行」的立场都是拖泥带水、模棱两可,这不单不能让质疑者安心,也令期待通关的人感到气馁。 最初推出「安心出行」之时,政府就未有清楚交代是否有具体计划将其与内地防疫制度接轨,只强调是自愿性质,反倒是民间多番猜测政府是否以此为基础设立港版「健康码」。 及后,政府开始强调要使用「安心出行」,并且逐步收紧使用条件,然而,本应具备强制性的「安心出行」却存在许多技术漏洞,例如在网上轻易可以寻找到教人如何离线使用及移除上传资料的方法。 如今政府终于狠下心来强制市民出入政府场所时必须使用「安心出行」,但又被指未照顾到没有智能手机的人士。

如果政府早已有全盘计划,应该事先交代与内地「健康码」对接的细节,预先计划如何帮助无智能手机人士。 政府在这方面的拖拉,反映其要么欠缺计划远见,在通关抗疫问题上得过且过,要么说明官员害怕反对意见,以为慢慢收紧政策可以测试民间反应。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这都反映了主政的官员缺乏担当,即使面对严重的疫情仍优柔寡断,无法做好份内之事保障民生。

防疫通关政策政府应发挥领导角色


政府于上周一(11 月 1 日)起强制要求进入政府场所、公共街市等,必须先扫瞄「安心出行」二维码。(张浩维摄)

对于实施「健康码」,社会上一直有反对声音,原因离不开当中涉及记录及追踪行踪。 有些人认为这将侵犯私隐。 然而,防疫是关乎公共安全的社会大事,设置追查传播链的机制旨在消除隐患,维护群体健康,不应被所谓私隐与自由的争论混淆视听。 没有合理理由却不配合防疫的人既不道德,若当中涉及企图隐瞒自己染疫或接触史,更可能违法。 任何文明社会都不会视这种可能危害社会安宁的行为为个人自由。 针对一些团体以所谓私隐或自由为理据呼吁市民罢用「安心出行」,甚至渲染阴谋论指政府意图建立长远控制人民的工具,政府必须果断立法制止。

其实,即使在一些以重视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也已实行了较严格的防控疫情措施。 多数欧盟国家都推出可反映个人接种疫苗记录的「健康通行证」,法国强制民众进出特定公共场所时使用,意大利更全面要求公私营机构员工必须「持证上班」。 这些做法表明,社会公众利益在必要时凌驾于个人自由。 一些人以现时香港疫情受控为由,声称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强制使用「安心出行」,可是,此时疫情受控,并不代表香港防疫就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不应忘记,不少西方国家去年就是在爆发初期轻视疫情,导致大量人民未能获得应有的救治,失救而死。 追踪隔离是出现疫情时可以减低社会成本的重要方法,在病毒仍然于全球肆虐的当下,不应轻言放弃。

扭转政治积弱发挥领导角色

处理「安心出行」的犹豫不决,反映政府至今仍未能发挥其应当有的领导能力当机立断。 我们一直强调香港是「行政主导」的政府,这代表行政机关在制度中占有优先的重要性,亦意味着行政机关更要负起领导角色,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推出高效高质的政策解决问题。 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声音,政府也应该择善而固执,以道理说服反对声音,而不是在关键问题上犯拖延症,任由问题悬而不决。 当然,政府要有领导和决断力并不代表就是专横无道。 箇中关键是政府是否有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的远见,以及能否以理性科学为基础,规划符合公众普遍利益的政策。

防疫通关政策政府应发挥领导角色

在中央强势出手之下,香港政治局面大致回复安定,这无疑为特区政府打开了大展拳脚的机会。(李泽彤摄)

香港政府过去因为政治积弱,推出政策时受到各种掣肘,以致于要做到「行政主导」殊不容易。 有舆论认为香港政府的积弱是源自于其认受性不足,唯有通过普选特首才能解决政府认受性不足的问题。 我们虽然支持民主,但不得不指出,这种「选举可以解决一切」的想法太过肤浅。 近年西方不少民选政府的认受性持续下降,甚至远低于他们口中所谓「专制」的中国政府。 即便以香港为例,港英时代政府的普遍认受性也并非来自于民主选举,而是来自于有效处理民生问题。 例如,麦理浩时代大建公屋、基建、设立廉政公署,为刚经历过六七暴动的港英政府赚得不少认受性。 香港的公务员团队过往被视为精英、专业、有效率,他们所享有的广泛认受性当然不是来自选票,而是实际的绩效表现。 究其原因,即使有民主选举,如果政府只能一味空谈政治,却未能交出应有的成绩,民众自然认为它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又何谈认受性? 相反,如果政府决策切中问题,其成绩也可以转化为民众的认受性,这也说明了为何治理如此重要。

反修例运动过后,在中央强势出手之下,香港政治局面大致回复安定,这无疑为特区政府打开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政府官员如果能利用好这份「政治红利」,做好领导角色,果断地把应该的事做好,自然就可以扭转管治弱势的窘局。 相反,如果官员仍然受过去的官僚作风羁绊,不愿意负担起领导者应有的角色,那就是白白废了当下的机会,更可能成为他日乱局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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