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个税，放全球来看算不算高？

节省时间，我们先说一个结论，如果你认同这个结论，就继续听我说下去吧：

个人所得税，在实际上是一种“中产税”，穷人够不着（或者说交得很少），富人不用交，真正的主力就是城市中产，写字楼里的高级打工人。

为什么这么说？个税是对工资征收的，但真正的富豪谁靠工资致富？各个都是象征性地领着 1 块钱的年薪，靠资本增值不断使财富膨胀。

有人会说企业家也要交高额的企业所得税，股票分红的税率也有 20%，但是相比于最高 45% 的个人所得税，这些税率不仅更低，而且享有更多的免税途径。

比如股票持有时间超过 1 个月免 10%，持有超过 1 年以上直接免税。而以公司名义买豪车，也能抵税，这还只是最常规的操作。

确认了“中产税”的共识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交的个税到底高不高？

从税率来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 (45%) 和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差不多。

“高收入人群的工资的一半以上交给国家”这种事情在西欧北欧的一众经济体里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即便是 OECD 国家里对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美国，在特朗普税改大幅减税后联邦层面的个税最高税率也是 37%，如果再加上各州的自己的个税 (美国的个税由州和联邦两个层面征收)，不比中国低多少，其至有可能还高一点。总之， 单纯从个税税率来看，中国的个税不高。

那么问题在哪呢？

在于累进机制和税收结构

首先是累进机制，根据 2018 年修订的最新个人所得税表，个人年收入超过 96 万人民币 的部分要被征以高达 45% 的个人所得税。

相比之下，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37%，其征收基础则高达52 万美元（约 350 万人民币）；经各项抵扣后，实际税率通常为25%。

而另一方面，税收结构对于资本太过友善。房东的房租收入、企业的股息分红、转卖房产的差价，通通远低于劳动所得税率（甚至绝大多数房东的租金收入根本不用交税）。

相比之下，中产是最惨的群体。两头轻中间重的格局不仅让底层百姓更难跃升到中产，还让食利阶层的大肆扩张。

比如说 10 年前在上海花 1000 万买了一套房子，现在保守估计涨到了 2000 万，增值部分的 1000 万仅需缴纳 3% 的税，也就是 30 万税收就能获得 1000 万的增值收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炒房群体的不当得利。

说实话国内的中产其实是个相当脆弱的群体，个人资产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房产上，资产负债比非常高，一旦出现什么变故，例如楼市崩盘、生一场大病，随时都有阶级滑落的风险。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中产群体是最焦虑、最鸡娃的一群人，一方面他们有条件开始鸡娃了，另一方面，不鸡娃的话，孩子未来可不一定能维持得了中产的生活。

“中产税”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它在 极大程度上打击了社会劳动的创造力。

举个例子，一个有许多研究成果的大学教授，收入不错，稳定超过 96 万了（45% 税率分界线），但工作很忙，日程排的很满。这时候有人请他去讲课，一天给 2 万块钱，看起来很不错，但来回就要三天，这三天不能工作，回来就要加班或者利用休息日。如果是 2 万块全到手也行，但外出讲课费算劳务报酬，要并入工资汇总计税，这意味着 2 万块要砍掉近一半给税务局。明明是付出了价值 2 万元的劳动，却只收到一万，想想不值，可能就不想去了。

而考虑回报的效益，教授应该把时间花去哪里呢？应该把上面讲课的时间拿去研究怎么资产增值。

但是，这样真的对这个社会创造了更多价值么？

虽然对于全球科学家、优秀留学生来说，中国大有发展机会，企业也能提供高薪酬，但较高的个税，还是有可能让他们“望而却步”。

正因如此，降低高技能、高收入人群的个税边际税率的观点和呼声已逐渐成为主流。

也不是没有官员、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就曾建议，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可从 45% 降到 33%；人大代表、法学博士朱列玉支持将最高税率降至 25% 以下。

而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了吸引人才在前几年已经开始行动了。

在 2019 年，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宣布，在境外人才引进政策方面，来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短缺人才将享受 15% 的个人所得税减免优惠。

“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还实施了“前海境外人才个税 15%”优惠政策。对在区内工作的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缴纳的工资薪金个税超过应纳税所得额 15% 的部分，由深圳市政府以财政补贴的形式返还。

相应地，珠海横琴也推出了类似政策：为吸引港澳高端人才到横琴发展，其实施的是 “港人港税、澳人澳税” 政策，至于与内地税率出现的差额税款，由当地相关机构提供补贴。

所以最近几年可以看到，不少 知名学者、高端人才都通过优才计划申请香港身份，然后在大湾区享受税收补贴等等优惠政策。

为高端人才降低个税，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能够在汇聚人才、激励创新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避免贫富进一步分化、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在许多国家，减税是一个民意分歧很大的议题，总能激起一部分人的强烈认可和另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为富人减税”尤其具有争议性，人们担心它会显著加剧贫富分化。

但我们要分清贫富差距的主要来源：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都有可能拉大贫富差距，但二者的威力相差甚远。

换句话说，贫富分化越来越关乎极少数巨富的资本所得，而非工薪阶层的劳动薪酬收入。降低个人所得税不会拉大贫富差距。

高级人才收入主要是工资和奖金，他们是缴纳高税率的主要群体。通过减税，可以鼓励高端人才聚焦在劳动致富上，而不是热衷于资本运作赚钱，使人才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香港作为“税务天堂”，薪俸税的税率仅为2%-17%，而且还有非常宽松的免税额政策。

确定“低税率”政策的初衷，就在于吸引国际人才。因为越高端的人才可流动性就越大，他们对比的是全球范围内哪里能够提供更优厚的发展条件。

香港中文大学庄太量教授就曾说过：“香港是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天然资源，我们都靠人才了。靠低税率我们吸引了很多人才。”

而我们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突破各种“卡脖子技术”就离不开这些高端人才，减轻个税压力对于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至关重要。

北上广深乃至新一线城市的抢人大战日趋白热化，为了吸引高端人才，其他城市也必定会逐步学习深圳的减税措施。

虽然现在还有境外人才、港澳身份等条件的限制，但是对于高端人才来说，想要拿到香港身份也不算一件难事。

有办法总归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