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慢进」的三个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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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来港宣讲，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宣讲会上的金句被广为传颂：「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唯有做好今天，才能赢得明天。」香港为何慢？如何才能让香港快起来？这是需要进一步拷问的问题。

其实从 2017 年起，吴桐山已经多次新闻谈论「香港速度」（出名慢）的问题，也分析过当中的几点原因。既然现在国家要求快起来了，那我们不妨一起思考一下。

首先，缺乏有效的问责制度。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上台可以想搞高官问责制，但观乎香港的特区政府，大家觉得有问责这回事吗？无论是经济、房屋、教育，还是防疫这些政策，哪个官员会因为做得不好而被问责下台的？内地倒是三不五时听说谁谁被问责下台，香港，近乎没有。哪怕是前年黑暴搞到乱糟糟，当时的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也退休软着陆了。因此，特区官场都是一种「无惊无险、又到六点」的平安落班文化，因为无问责之故也。

其实权力上，特首对司局长、局长对下属可以问责，但可以做不代表会做。既然大家都是公务员团队出生，最好大家「围威喂」就最好，何必相煎何太急呢？香港是一个小池塘，很容易形成垄断，一味保护既得利益。你看市场如此，官场也如此。回归前的官场之所以不如此，因为那时候是「英人治港」，英国人没有必要和你「围威喂」。将管治完全交给这群原来在英国人治下听命的人，必定是有问题的。

其次是文化制度上的问题。祖国内地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在全世界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更不要说一国之内的香港了。因此对于香港商场、官场的既得利益者而言，深知发展、变化的结果就是内地对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自己被排挤，因为他们恨不得发展、变化越慢越好，因为变化的空间必然是自己的位置越来越小，慢就是最好的防守。虽然中央为香港推出不少北上发展的措施，港人也可以北上大展拳脚嘛。说是这么说，但香港很多既得利益者早就富了多代，失去了狼性，自己知自己事，怎么到内地的丛林法则竞争。另外就是骨子里那种英国没落贵族的自傲感，本来就不打算北上竞争。因此，这群人文化上就是要画地为牢。

再次是老龄化问题。我早就对比过，香港有着可能是全中国最年长的官员团队，内地很多省市的高官，40 多岁的比比皆是，相反香港个个都要 60 开外。无论你的文化水平和智商有多高，老就会守旧，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慢，极少人是例外。总有人埋怨深圳为何比香港快这么多，你看看深圳无论企业还是政府，掌握话语权的都是三四十岁的人，香港却是五六十岁，这不是很清晰的答案吗？

不过话说回来，要让香港快起来，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就如「爱国者治港」一样，是一个目标，但目标不会自动达成。不是你说了，大家就会自动自觉变成「爱国者」的。要令香港快起来都一样，老爷车不是你喊两声「加油」它就能快起来。我也只是摆出深层次的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小修小补没有意义，必须动大手术才能改变。暂时我看到的是提出良好的目标愿望，但如何达成？如何改装、拆装？谁执行？我不知道。如果制度不变、人不变，文化更不会一时三刻自己变，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