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现在的这场变革，可能关乎全国

香港最热闹的地方，不用多说自然是金融业聚集的中环。

人潮涌动，摩肩接踵，下班高峰，衣着光鲜的打工人排起大长队等待公交车；

甚至贸易运输业聚集的葵青码头，也是货柜累积如山，吊车的手臂伸向天际，鳞次栉比；

相比之下，科学园人烟稀少，位置偏远，搭乘的士去，司机第一时间甚至可能反应不过来是哪里。

但港府正在急速转向，未来的许多大动作，可能都要在科学园展开。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商贸之都，踏上科技创新之路，却起步晚，困难多。但又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香港新特首李家超说“没科创，没未来”。香港科技园行政总裁黄克强也说，“科创”对现在的香港来说不是一项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

这当下的全球变革中，若香港搞好科创，将集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科创中心为一身，在未来中国经济版图中，地位将空前重要。

然而，香港要博一个“科创”的未来，却有必要先思考“为何搞科创？困难在哪里？如何走下去？”三个问题。

香港的“四个轮子”

不妨先盘点下，香港现在有什么？香港的两根经济支柱是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分别占 GDP 的 20% 左右。

这两个产业蓬勃发展，与香港自身努力不无关系，但也是“老天爷赏饭吃”。

香港开埠之初，就是英国人为打开中国市场设立的贸易据点；在改革开放后，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中国虽然对外开放，事实上则是“国门半开”，不少行业还有关税，西方高科技禁运也依然存在。

而各国对于香港和中国内地则区别对待。以美国为例，美国 1992 年通过《美国 – 香港政策法》，授权美国政府在香港主权移交后继续在贸易上给予香港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待遇，包括关税和出口管制等。

贸易地位上天差地别，但距离不过一河之隔，这就为香港提供了绝佳机会——转口贸易。

香港在转口贸易中收取“手续费”获利，以 2018 年为例，转口贸易量是香港 GDP 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 6% 左右的服务费，规模就能达到 GDP 的 20%。

通过转口贸易，几乎没有制造业的香港，却成为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

香港的另一优势金融业也颇为类似，香港资金自由流动，又处于中国主权之下，天然成为中国金融在体外循环的一个中心——不仅是大量优质企业的上市目的地，还是 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

贸易和金融，由此成为驱动香港发展的“双轮”。然而，近年来，仅靠这两个轮子，似乎跑得越来越不稳了：

一方面，中美对峙愈发激烈，美国威胁取消香港独特的贸易地位，再加上海南自贸岛等政策，多少会稀释香港的优势，让香港的吞吐量排名不断下滑。

香港社会也逐步意识到，破题就在于科创。

香港的未来，除了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这两个轮子，还应加上北部都会作为经济战略腹地，以及把打造国际创科中心作为战略突破口，“如同汽车四个轮子间的紧密配合”。

香港的资源诅咒

香港在科创上的动作不可谓不早，1999 年就设立 50 亿港元的“创新及科技基金”。但步子却不大，上述基金每年投入并不算多，就算近两年大幅增长，但也仅 总计 48 亿港元。

相比之下，同样在 1999 年成立的“深创投”（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发展迅速，在今年仅上半年，就已投资项目 1463 个，累计投资金额约859 亿元人民币。

香港起步早，步子小的一个原因，或许可以套用 “资源诅咒” 的理论来观察——

香港的独特区位优势带来的转口贸易和金融业，就像某种天然资源。资金、人才、政策都向这些领域倾斜，而充满风险的科创行业，显然不如房地产投资来得稳妥。就像中东国家的石油资源丰富导致社会产业严重依赖石油一样。

这种意识深入香港社会肌理。

比如每年香港 DSE 考试的满分“状元”们报读医科已成惯例，因为医生是迈入中上流阶层最稳的选择。而其余大部分学生会选择商科。选择理工科目的学生相当只少，甚至在 2020 年时，四位获港大录取的状元中有一人报读工科而被媒体猎奇报道。

还有一个资源诅咒，则不是来自资源丰沛的诅咒，而是短缺的诅咒，那就是土地。土地焦虑长期笼罩香港，所以发展产业，经常以土地为出发点。

举例而言，1999 年，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希望在香港推行“矽港”计划，但彼时香港舆论质疑实为“炒地皮”，港府最终没有拨地。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项目最终落地上海，得到了一块几乎免费的地还附加五年免税，这就是现在的“中芯国际”，市值一度突破 6000 亿元。

当然，困难不止来自香港内部。香港体量有限，发展科创必然要跟内地合作，但在商业语境中，香港虽然已经回归，但总归是境外，面临的问题并不少。

比如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学者研发出无创孕检和癌症筛查等技术，市场前景可观。在香港本地市场快速取得成绩，扩展的第一步就是瞄准中国内地，但却因中国的人类遗传信息不得出境的规定而受阻。

内地和香港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年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的规划都在提速。

做得很好，但还不够

平心而论，虽然困难重重，香港的科创还是取得不小成绩。比如刚刚庆祝 20 周年的香港科学园，在园区里工作岗位达到 17000 人，其中包括11000 名研发人员。今年就有 278 间初创企业从科技园公司的培育计划毕业。

纵观整个香港，香港科创界的就业人数，也由 2014 年约 3.5 万人增加至 2019 年约 4.5 万人；初创企业数量，由 2014 年约 1070 家增加至 2021 年约3800 家。

事实上 香港的科研力量一直以来都不弱，香港的弱势在于怎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

“香港的大学科研水平是不错的，有几所大学都排在世界前 100 名，但是香港有了科创的成果，在成果转化方面，还需把它商业化。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都有庞大的市场，将来我们应该把更多成果和深圳的科创机构、公司合作。”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说。

其实就比如大疆。就算是港深合作的成功结晶。大疆最早在香港科技大学孵化，随后在深圳扎根，借助内地的优势资源取得了市场层面的成功。

其实，科技领域也在面临全新变革，在中国被称为“中国制造 2025”，在德国称为“工业 4.0”，在美国称为“工业互联网”，称谓不同，但内涵相似，大致可理解为，发展以新技术及智能生产为基础，而不需要太多用地或劳动力的先进制造业。

这可能是香港的机会，香港的优势是资金充沛、低税收、高端学府云集，劣势是劳动力成本高、用地成本高。“工业 4.0”恰恰能扬长避短。

新任特首李家超矢志于改善吏治，政纲中则强调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或许有助于推动科创。

如果把视角拉高到整个中国，国家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转折之中，成则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败则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场变革中，若香港搞好科创，将集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科创中心为一身，在未来中国经济版图中，地位将空前重要。

如果把视角拉高到全球，中美对峙愈发严重，尤其在科技领域，各类禁运和限制层出不穷。对香港而言，这种局面危与机并存：危在于绑在中国的经济列车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限制开始波及香港；机会在于，对于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而言，不可避免地要与全球经济广泛联系，” 超级联系人 ” 香港可能比前十年更为重要，在科创领域也不例外。

如果把视角再次拉回香港，经过百余年蓬勃发展，经济降速，结构失衡，亟需寻找新的动能。恰如一艘大船，既有顺风之势，又有礁石之危，但渡过去就是一片新大陆。